近日，《南方週末》連續報導南京正強制拆遷掉南京歷史文化遺存——老城南，說是街區，其實沒多大，就幾個平方公里而已，一排低矮破落的房子，凹陷在現代都市的水泥森林里，顯得極不協調。

   南周不愧為南周，文章直指問題核心，就是土地，而且驚爆南京財政收入有進61%是來自于土地出讓，這樣的境況之下，加之如今的金融海嘯，政府不顧總理批示，學者聯名呼籲保護，甚至是煌煌的法律條文，一意孤行地進行拆遷就知道‘情有可原’了。

    從該事件中，再次折射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保護問題，如今這個問題正變得極其嚴峻，多有些慷慨悲歌的味道，失去了，就再也補不回來了，我們原本是一個極其尊重歷史文化的民族，時至今日，縱使文革十年的文化浩劫，普通中國人對於文化的敬畏與遵崇一點也沒有消失，我在英國的日本同學跟我說，她發現中國學生【包括臺灣】很喜歡學習藝術、文化一類的學科，諸如電影、傳媒、文學一類的學科，當然，那是因為我所在sussex大學，文科實力很強，故而求學者眾，其實理工類學校，學習科技一類的學生要更多，文科之中，又以商科為最，因此，一個小規模研究院的例子，不足以說明整個中國的面貌，但至少從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認知來看，她認為中國人喜歡文化，對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

    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綱領，所有制度性的考評體系都圍繞著經濟二字，說白了就是利益，那麼，文化關懷就是一種奢侈的情感，與整個社會價值體系是背離的，甚至地方保護文化，也是有著經濟的算盤和考量，一切爲了經濟服務，這個無可厚非，雖然失去了往昔生活畫卷般動人的風貌，但至少，他保護了文化遺存，只是利用文化升值，而扼殺文化來發展經濟，必然的，存在著一種自我閹割的行為去自絕于歷史。

     中國改革開放的那種衝動原本就是資本衝動，為了賺錢，一路綠燈，甚至法律，都是用來服務賺錢的，這種衝動在本世紀初被反省了，社會精英猛然發現國中一片資本的景象，過往的山川風物，全沒了顏色，於是鼓動輿論保護文化，國家也不遺餘力地保護文化，但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地方權力與中央權力的對抗，成為當前中國政策貫徹執行的一大問題，‘省管縣一級財政’，只是爲了中央直管地方做鋪墊，在半民主社會，人民無法決定領導的情況下，公正、公平只能維繫與中央政府的權威。

     地方叫板中央的舉動，一方面是中國政治改革未到位的反應，另一方面，卻也反映出無奈，因為主觀意願來說，地方財政不能少，少了就會影響經濟、民生，也會影響官員的升遷，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交錯在一起，為了解決，不得不進行這樣的破壞行為，或者說，這就是代價，你要發展，就必須付出代價，但這樣的代價，過於高昂，這種過於高昂，源自于民族過去的輝煌，中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歷史，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了，文化與民族驕傲的糾纏，一併在這些破爛的文化遺存里體現著，而當改革開放進行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的思想觀念中，確是認為中國是頑固與落後，西方是優雅與強大，那種摩天大樓的視覺刺激，極大了刺痛了當政者的內心，民族驕傲的驅使，再度將中國引上一條西化的道路，但文化精英們發現，我們在自我激進似地與歷史發生斷裂的同時，對於西方的文化吸收是極其粗淺的，以至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從西方引進的學科，多少只是一種時髦式的消費，不存在真正地理解與獨創性應用，語境的變化，中國人完全不知，并自我滿足地在中國的地表和社會中進行‘名牌’式的炫耀，炫耀‘我’有了第一高樓，純正英國小鎮，法式庭院等等之類的奇怪建築，以及第一家星巴克，哈根達斯，路易威登之類的西方生活。這種自我陶醉般的迷失，伴隨中國經濟的成長逐漸破碎，因為全球化使得中國不得不面對世界的眼光，當世界再度垂涎中國的悠久文化時，中國人才開始發覺自我身份的問題，但這種觀念，卻一直沒有轉化為行動，至少說，它不是國家集體行為，而正在進行當中。

    但中國需要用自己的面貌去展現給世界時，中國傳統開始走向大眾的視野，但這只是一個開始，文化的全面復興，並非一朝一夕，我們早已喜歡那種膚淺的中國的西式生活，并無法一時消散，一代人的教育決定了事情只能從一種觀念的轉變開始，且為下一代人去創造做準備，而當下一代人在接受了中國傳統與西方教育之後，著手對國家所做的改變，那才是民族的希望與光明未來，但足有一點可以肯定，當代執政者所付出的代價，高昂無比，在歷史文化遺存這一塊，我們甚至沒有面目去面對祖先。

    民族驕傲驅使中國極力追趕西方，卻發現西方更願意見到傳統味道的中國，文化的中國，而不是一個膚淺的複製了西方圖景的中國，我們曾經試圖拋棄自己，但如今卻發現因為這種拋棄而讓自己迷失了，極力地希望恢復自身的認知，然而，執政者的意識轉變又是緩慢的，我們仍然需要再度付出高昂的代價，儘管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但我們思想匱乏，只能不斷消費掉祖先的遺產，而這種消費，是一個賠本買賣，我們換來的，只是膚淺的西方圖景，中國的發展，每一步都是艱難的，每一步都是代價高昂的，卻又不得不為的，歷史如此殘酷，我們拼命追逐一個世界超級大國的美夢，究竟值不值得？是經濟強大，還是文化強大更好？中國人目前的回答是：我們中庸一下，兩者兼得！

  最近準備寫畢業論文，近2萬字英文煌煌大作，別人似乎覺得是個大工程，我絲毫沒有這種感覺，只是關心我的問題究竟怎麼著手去思考，越思考，越發現這裡面的玄機之大，但換過來想，又似乎很模糊，因為只有一個世界的概念，中國的景象很模糊。

  由此我浮想開去，我學了那麼多年的理論，基本都是西方的理論，中國自己的思想理論在哪裡？沒有嗎？我想不是，只是我們沒有重視過，當然，近代以來的思想，由於多年的政治左派路線，多少直到近些年才被廣泛研究，這期間也存在一個斷層。拿傳媒來說，不能說早年一些辦報的先人沒有一些心得體會，當然據我所知是不多見的，民國年間的學人，幾乎沒有幾個沒有辦過報刊雜誌的，這些辦報的歷史、過程，多少可以看到媒體的功能，流程之類等等，中共媒體，國民黨媒體，另有這筆戰趣事，可想而知我們這自己的媒體文化了，但鮮有人去挖掘。

  李敖前幾年所謂的‘神州行’，于某大學發言講我們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應該和馬克思說拜拜，這一定是前提。解放思想的不斷推進，需要我們重估馬克思的價值，一起發現其他的理論工具。

  我忽然發現我們中國正遭受另一種‘殖民’，即思想殖民，我們目前接受的很多思想，基本無一例外來自西方，因為文化傳承關係，這些理論源出於西方的社會發展，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的概念化文化解釋，而由於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華人社會的很多獨特文化現象是很難用西方社會的理論來解釋的，即使解釋，影響也無法與當年百家爭鳴時儒、墨、道、法思想的影響力來比，至多是一種新思維，新視角而已。

  前輩學人，諸如胡適，陳寅恪等人，遊學歐美多載，回歸中國后，無一例外開始整理國故，系統整理中國古代的思想，為後人承繼先人思想創造條件，可惜大陸在建國后因政治左傾路線，中斷許久，台灣雖然為繼，但因遠離中華文明中心地區，無法進行現代社會的思想闡述，遺憾頗多！

   因而，中國需從吾國歷史中發現中國人自身的文化特質，批判吸收西方的理論，用以解釋中國目前的社會現象，近年思想界所萌動的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這一努力。僅僅研究那些脫離我們文化的西方理論，不是中國人文社科的發展之路。這也就是爲什麽，大學人文思想沒落，甚至是整個社會人文思想沒落的根本原因，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阿多諾、德裡達、利奧塔等等。

   理論最終是爲了要給人提供一種視角去理解我們為何會這樣做，在同一文化圈中，使我們的行為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和功能，這樣才能建構起一個規範的秩序，明確說來是一種看不見的社會文明，而我們正期待這樣一種文明。

   南周文章給出了華人理論界的新思考，僅此附上：http://www.infzm.com/content/29185

   知識其實就是人類的生存經驗總結，因而，在古代，掌握書寫能力的人控制著這樣的經驗因而成為顯貴，後來在國家出現，政府運作的機制下，知識份子階層形成，成為研究人類生存經驗的人群，他們和權貴一起控制信息，進而控制社會。

    教育普及改變這一格局，使得獲得知識的人群在逐漸擴大，工業革命，現代化進程加速這一變化，使得政府及知識份子控制力不斷被削弱，民主浪潮遍及各個領域，各種思潮疊現，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

    網路的出現更是進一步加速、升級這一過程，使得每個人都能輕鬆搜集信息，民眾的控制力大大提高了，同時，全球化交流熱絡，人民對於信息的甄選和分辨能力提高，使得政府的信息控制變得越來越弱。民眾不滿足于知識獲得，也渴望與他人分享生存經驗，虛擬社區發展迅速，基於這一趨勢，所有的市場形式都將面臨革命。

当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丝隐忧弥漫在心头，当寒风吹动落叶而雪的消息从北方传来，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请让我们倾听一个久远的声音。十年前的今天，本报发表了1999年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今天，当南方周末致力于新闻专业主义之路时，这句标题仍是我们精神的圭臬，我们勉力继承其志，并视之为伟大的传统。中国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十年，多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这句箴言仍然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时嗡然回响。

因此，在今天，让我们在这最单纯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汲取力量，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这就是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无论我们身在现场，还是在千里之外，都曾感受到举国一致的悲伤；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无论我们是中产阶层，还是贫寒之家，都曾体会过壮美场景带来的欣喜；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之时，无论我们为人父母，还是尚无子嗣，都曾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休戚与共，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

当我们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心中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已经给了该如何行事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为什么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在群论汹汹之际也坚持独立的立场；为什么若我们只能发出荧荧之光，也有崇高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天买下这份报纸，而它没有提供可供获利的消息甚至也不提供什么消遣。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爱国者。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公正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超越集团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继续深化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公平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国富民穷的趋势需要彻底扭转，无论要做多么繁复的工作。

一切都因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在我们手中。我们是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在高位，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代中国人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耳语，而要朗声合唱，这歌声要求着国家与人的共同幸福，从一百多年前而来，回荡今时今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凌空虚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实主义者，求应然之事。

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熹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這篇文章，讀完我熱淚盈眶，想來5年多未見《南方周末》如此的風骨再現，實在是新年意外的驚喜，讓大部分逐漸犬儒化的我們，升燃起對真理的強大信念，我不轉載，是對不住我自己激動的內心，媒體的良知是什麽？這就是中國的良心！士不可以不弘毅，我一定要聲援！！諸位同道，新年繼續努力！

本人喜讀歷史，今日讀到此貼，深以為然，鄙人不才，24史未曾通讀，但借一點靈光，開闊視野，與諸位同勉！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这么差。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花了8个月时间，看过《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出来的，时间较紧，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评价:原来我们以前学到的历史都是骗人的。

PS: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5.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人类在退化？（身体方面）

6.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评价:原来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

7.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评价:原来宋朝并不跟我们想象的那样差。

8.整个北宋时期，中国一直在扩张领土，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1126）才停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看来我们真的误会宋朝了。

9.秦桧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尽管南宋大多数时间都将秦桧作为反面典型。

评价:看来宋朝时期的中国人还是挺理性的。

10.整个南宋时期，中国一直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是“行在”（陪都）。

评价:但最后跟定都没啥区别了。

11.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

评价:其实，人类就是这样的自私。

12.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

评价:貌似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这样。

13.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现代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评价:宋代中国人的创造力真不是盖的。

14.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评价:只能说那时的中国更像中国。

15.在1233年宋蒙联军攻打蔡州的时候，南宋名将孟珙救了蒙古将领张柔一命。4年后，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出生，而崖山一战灭亡南宋的就是这位张弘范。（《宋史》《元史》等）

评价:这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16.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数学九章》等）

评价:原来我们祖先什么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17.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的征战中共屠杀了2亿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蒙军屠杀；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桑蒙古史》《宋史》《金史》等）

评价:原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那些崇拜它的人赶快醒醒吧！

18.明朝在永乐年间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此战明朝军队号称80万，而越南军队更是号称700万，实际上双方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30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牛皮吹得最大的一场战争。[注:那时越南还是中国领土]（《明实录》等）

评价:幸亏朝鲜、越南都脱离中国独立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得跟棒子一个德行。

19.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7500吨。

评价: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比较恐怖。

20.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评价:确实是皇帝中的异类。

21.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评价:其实，理论都是马后炮。

22.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28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但是，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

评价:所谓“明亡于万历”，原来如此。

23.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评价:资本主义萌芽？这简直是一只脚迈入资本主义了。

24.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评价:敢情是中国间接掠夺了美洲人民。

25.中国在明朝中后期曾经研究过坦克。（《武备志》等）

评价:这个比较雷。

26.1644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20万明军全军覆没，这直接导致了明朝亡于李自成。

评价:人到底还是没法胜天的。

27.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一共被朝鲜使用了265年。（《朝鲜李朝实录》等）

评价:那时候棒子还是挺重义气的。我也终于明白，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棒子。

28.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部，79070卷，禁毁6766部，93556卷。

评价:真不知道这是修书还是毁书。

29.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产生的结果，支持战争的一方仅获得9票的优势。

评价:历史根本就是“上帝在投色子”，所谓历史大势基本纯属胡扯。

30.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人在京城某仓库意外发现一批封存了200多年的火器。这批火器是明朝末年制造的，其中有的竟然比英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评价: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不过，这也只能问清朝皇帝了。

31.清朝的道光皇帝为人十分节俭，喜欢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打个补丁却要花四两银子。

评价:这冤大头，自作自受。活该！

32.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曾以12万对阵2万英法联军，结果阵亡3万余，而对方仅阵亡4人，但病死的却有几十人。

评价:嗯，这个……

本帖所列事实仅供参考，毕竟本人不是历史专业。有几位同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我在这里对各位表示感谢。

补充1.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写诗表达了后悔自己生在蛮夷之国和“来世做中国（宋）人”的愿望。与之类似的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朝鲜国王王颛也写诗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评价: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基本都是反的。当时萧峰阻止辽军南下，其实是救了他们。

补充2: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心史》等）

评价:进化论同样不适用于鬼子。

补充3: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朝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朝。

评价:当我们的“专家”在不遗余力地为“康乾盛世”大唱赞歌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有一个朝代正在默默地受着后人们无端的非议，而这个人民生活水平十几倍于“康乾盛世”的朝代却正在人们尽情挥洒的刀笔之下“积贫积弱”着呢。

PS又PS:不少人怀疑中国史料的真实性。确实，很多史料都有不少错误，但如果通过对几种史料的对比分析，很多错误都是可以被纠正的。如果只看《明史》《清史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明朝有如人间地狱，清朝跟天堂似的；如果只看《元史》，南宋简直弱得没边了。

   我愿做一棵有思想的微草，在強風中堅強地生活，迎接每一縷陽光，微笑著舒展臂膀……

古人的名諺，竟然是在英國的教育體制下深深體味祖先的智慧，這邊的學習相當緊張，而且很充實，當然難度是很大的，因為是研究生的level了，課程設置緊湊且科學，一門課下來，多少能了解到該學科的主要學派思想和續爭議，便於你確立今後的研究方向。

對於國內想要出國的同學，我只能說，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能不能學下來？這邊很多同學感覺聽課困難，學起來很難！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語言是一個問題，但關鍵是你本科的基礎，基礎要好的話，這邊上課相對會輕鬆很多，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圖書館，但學習相對有一個樂趣在裡面，你開始研究東西了，這就是研究生的感覺了。

英國的媒體研究與美國截然不同，國內的媒體學術體系來自美國，因而基礎是傳播學，這是一門相對來講為商業服務的學問，根據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媒體機構本身就類似一個企業，依靠電視節目賺錢，因而傳播策略、傳播方法、傳播效果很注重，由此延及群體、社會等等；英國的媒體研究是媒體文化研究，立足于社會學範疇，當然目前也已經拓展至很多領域了，但基本上屬於人文社會科學，這是很明顯的，因為會涉及到哲學內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功能主義等等都是媒體研究的理論工具，馬克思理論基本也是主要研究方法，伯明翰學派以及法蘭克福學派都是馬克思理論在社會學上的再延伸，因而是neo-marxism，馬克思從沒有過時，他偉大的思想，西方一直在研究，尤其是英國，所以，國內一些學生仇視馬克思理論的，你們應該糾正思想，世界不是只有中國，世界也不是只是你看到的那個樣子，有機會周遊列國，開拓思路，就會明白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偉大之處！！

英國的媒體院校各有側重，不是排名最高的就一定最好，這絕對要看你個人的研究興趣的，排名最高的東安格利亞和拉夫堡，一個是電影研究相當好，一邊是媒體【包含科技、政治、流行文化等】研究，我所在sussex是偏重媒體與文化、歷史，還有新媒體，敘事與反敘事，紀錄片研究等，這適合我的口味，如果想研究視覺文化的，就絕對要去金史密斯學院了，這就如同學設計一定要去中央聖馬丁一樣的，如果是電視研究，或許就是威斯敏斯特學院了，相比于國內高校媒體專業大同小異的情況，這邊學校媒體研究各有分工，大家還不定時的組織研討會，各個學校交流交流，一個課題或許幾個學校的老師一起做的。【國內類似情況不是沒有，但似乎變味了……】

我個人還是很喜歡英國式的教育的，因為傳統，有些師承的味道，如同中國古代的書院，老師給你解答問題，引導你，你自己做學問，做出來就是你自己的了，我同學剛來的時候什麽都問別人這怎么辦？但半個學期下來，他開始自己想了，開始學會去想問題，問問題，想要去知道什麽了，這就是這邊教育的最終目的，我只教你方法，知識終要靠你自己去追求！

國內對於媒體的教學，我覺得完全不對路。我們學完了，一出來，第一節課老師就問我們“爲什麽要學媒體？”，很多同學都回答不上來，這就是問題，你學完了一個知識，卻不知道爲什麽要學他，學他有什麽意義，這不是象瞎子一樣嗎？這也難怪大學生迷茫，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爲什麽上大學，爲什麽要學習這些知識，甚至有時候應該這樣想：我可不可以不學這個？解放思想，豈止是經濟領域？

     只是想到很久沒有更新了，最近事情很多，我不知道寫些什麽，似乎這又是一個陌生環境的開始。在英國兩個月，語言開始有些進入狀態，當然，更艱苦的還在後面，比方說，研討會，導師跟我們說，我們可以參加全校的研討，但我似乎更喜歡人文學院的研討，慢慢開始進入狀態去研究，思考，寫論文，做些小創意，一年的時間很短，學院的tutor都開始建議我們考慮讀博士，我不知道背後是不是一個生意，三四年的博士又要交給英國政府相當多的錢，我根本不情愿自費去讀的。

     讓我沒想到的是，學校的語言考試竟然卡了一半學生，當然，這裡面有大部分還是留下來了，前提必須是差一點點，需要再補英語，再考試，部分學生被拒了，要么回家，要么讀一年語言再申請，有人回家了，有人留下來了，也有人轉學校了，【根本不是國內中介吹噓的基本沒問題，都通過！】這些事情在中國的大學很難看到，但在這裡稀鬆平常，每個專業人也不是很多，10個人已經算多了，我們專業10個人都不滿，有的熱門些的專業人要更多一些，不過sussex的研究生專業，招的人不是很多，據說今年的比例是1：5，去年是1：6.

     還沒有很好的計劃，導師建議我們多和不同背景的學生交流，因為研討會就像一個社團，你可以交很多朋友，我有些期待，但蹩腳的英語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讀書，學語言，一切都不能放鬆，反正一年就利用好三樣東西，導師，圖書館，實驗室。先開始上一個星期的課程，結識些新人，跨專業再去聽些課，反正這些課我都可以去，慢慢拓展自己的視野，反正一個原則，不能白花這么多錢來上學，讓我有些反感的是，國內過來念英國碩士的，有相當一批人是想混文憑，當然這個文憑沒有那么好混，這邊卡的很嚴，但目的就一個，不在知識、本領，而在文憑，而在通過文憑找工作，難怪英國回去的碩士，還是有那么多難找工作，問題就在這裡。學就要好好學，學好本事，才是關鍵。投機的人，最終會錯過機遇的，因為機遇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

     來英國一個月，終於在上個星期去了巴斯，發現了英國的多元之處，竟然還有這樣一座羅馬城市！漂亮的羅馬建築讓我異常興奮，可惜老天沒有給我們好天氣，英國的鬼天氣果然是出了名的，陽光就是恩賜！拍照的時候沒有感覺了，亂拍一氣，沒有滿意的，大家多包含！

     學習進入了最關鍵的部分，寫論文，準備最後的考試，續簽簽證，一堆事，很累，不過，我沒有厭倦，也沒有享受之說，只是盡力做好它，現在學好語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準備花錢買練習冊進行練習提高我的詞彙應用能力，英國買書一定要去打折書店，能淘到便宜，質量又好的書，【書價格與國內同類型差不多】，新書一般都很貴，貴啊！！

     去倫敦的那天，在白金漢宮門口聽了一點英國慶祝倫敦奧運的活動，這個老國家似乎死活不肯失去對往日榮光的想象，還是那樣傲氣。英國人大多很客氣，有禮貌，很隨意，比較內斂，絲毫不同美國，當然他們的辦事效率是不敢恭維的，中國也一樣，只是相對客氣些，賺錢一樣黑心，天下都是一樣的！英國到處都是老的東西，老房子到處都是，很少現代的建築，跟歐洲其他國家是一樣的，那樣的歐洲詮釋的是一種‘文化’與‘歷史’，我甚至很注意去看建築建造的年份，都在工業革命時代，英國將那時的【榮光】保存到今日，為的就是一種【歷史地位】，如今，它賣的就是這些，顯示自己的【悠久】，與中國秀古都如出一轍，不過，中國已經沒有幾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城市了，這邊卻如此完整！！！

    倫敦那么老的地鐵，讓我相當不適應，上海的地鐵不知道要比他先進多少倍，不過，這絲毫不影響英國人繼續使用它，因為它還能繼續用。這邊的循環經濟做的很好，垃圾分類回收，東西一定是經久耐用才好，我還發現我們學校屋頂的大瓦片碎了，他們用鉤子將它補好繼續用，不會扔掉，這點完全不同於中國人喜新厭舊的特點。

     有些期待開學后的樣子，很多展覽，很多音樂，很多同學，……

    來英國的路上雖然很辛苦，但并不興奮，心情也沒有悲傷之類的，坐了將近12個小時的飛機，到了倫敦的上空，馬上就開始掃描地上的建築，果然，歐洲還是歷史中的歐洲，那是第一眼的感覺，古舊的建築與地理環境，一切和幾百年前沒什麽兩樣，現代化并不是外表的，更是一種內在，來了歐洲，這樣的感覺就產生了。

    飛機上的同伴是個江陰人，我一下想到了蔣臻，有些遺憾地沒能在走前見到她，不過，時光飛梭，很快又能見面的。希斯羅機場很舊，上海的浦東機場不知要比它氣派多少倍，但英國人不隨便拆建建築，只要能繼續用就一直留著，這點被香港人學到手了，說實在的，香港的模板就是英國，從建築到城市規劃設計，無處沒有英國的影子，英國將他的理念移植到了東方。

    坐上大巴已經快9點了，英國這邊剛剛開始天黑，空氣里混合著芳草的香味，不時還有牛糞的味道，遠處山丘起伏，樹林連綿，草原一塊連著一塊，由於環境優越，英國沒有高大的建築物阻擋視線，天空感覺離人很近，不時的，我的腦海閃過一個想法，這樣的天空無法不讓人仰望，或許這就是英國出那么多思想家、科學家及藝術家的原因。

     晚上11點我到了布萊頓，夜生活讓這個海邊城市很熱鬧，這裡的pub很多，也是歐洲著名的同性戀城市，我沒有多看就叫車去學校了，在進入宿舍后就倒下睡著了。

     很快就認識了這邊的中國留學生，今年這裡的中國學生多了起來，sussex的中國人在英國的學校里不算多，但這兩年有上升的趨勢，這與國內目前的出國潮流有關，很多過來念本科的，研究生自然也很多。sussex校園很漂亮，一開始就好奇這邊的海鷗為什麽不怕人，後來知道英國立法保護野生動物，英國人本身也很愛護動物，所以這裡的鳥、鴿子、兔子、松鼠等等都不怕人，隨便出入人住的地方尋找食物，人與自然的關係很和諧，我忽然一想中國原來也是這樣的，但目前似乎已經遺忘很多了，中國要再出現這樣的環境，不知道還要等多少年？

     星期五的時候我們乘車去大超市買東西，路過大片的麥田，我一陣激動，這樣的麥田，我一下想到了梵高，想到了印象派，原來光影在歐洲真的就是這樣的，看了那么多的畫，不到畫里走一走，很難深入理解，我拍了一些照片，算是一點念想。

     最近上課開始忙碌了，一周左右寫些東西，沒什麽感想就不寫了，主要是因為邵老師曾囑咐將我的見聞和思考寫點下來，我就索性弄在博客上，大家都可以看看。

   邵老師曾不無風趣地說我是“同學中最悠閒的“。言外之意，我不必操很多心，其實不然，我所做的那些事，那些壓力或許也是別人無法承擔的，這就是個人的獨特性。

   最近有了閒暇，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閒暇。之前由於老師的建議在研究【馬克思主義】，選了一本【反對資本主義】卻發現裡面的反駁還是沒有多少力度，我想資本主義畢竟一直在發展，也是與時俱進的，不是單單社會主義在與時俱進，一個政黨爲了給自己的改革尋求合理性，被逼著必須要這么說，想來中國的文化真的很有意思，永遠不會直接這樣說，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為好。

   想到自己到底想要什麽，我說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想這些問題，沒有意義，人生的無常根本由不得你半點，何必跟老天過不去，一切隨自然而動，又有什麽不好。我想留學，就去把該做的做好，做好了，老天幫忙就去，不幫忙就不去，繼續過我的日子，也不要唉聲嘆氣的感慨自己命不好，有什麽呢，自己又不會因為這個失去什麽，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得到的永遠比失去的多，只是你不去發現而已。想來自己在大學的時候，表面上很刻苦，其實是一種無奈，無奈于這樣一所學校和對於未來的茫然，我是接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思想的人，早做些準備，誤打誤撞，一個老師很關照你，一些同學因為認同你的想法而在一起學習，於是，一切變得有意思起來，想考研的，想留學的想法都出來了，憧憬，美好啊什麽都來了，如此這般。嘴上說還不行，又開始做，一做就停不下來，這其實是很可怕的，你越往前走，發現你越沒有退路，這時候，繼續往前是唯一的出路，不過，換個角度來看，這又是錯誤的想法，你退下來了，不做了，你覺得虧了，不值得云云，這都是心理作用的結果，你一切從零開始，現在無非又回歸零位，失去了什麽呢？相反，你得到了很多，體味了很多，老天總毫不吝嗇地饋贈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這就是真實的人生。

   同學說我執著，我很怕這樣說我，我承認去年一年我很執著，這樣的經歷我現在想想都怕，其實我不想執著，只是隨心而動，做一些我覺得有意思的事情，人世百態，我也不過多貪戀，名牌服裝、電子產品或其他的東西，我總是叮囑自己不要沉迷，體味一二，理解本心即可，不必擁有它，成為它，因為你終究擁有不了它，也成為不了它，你想成為它，你追求了一生，但到頭來卻還是你自己，就象我開頭說的，這就是個人的獨特性。

   即將忙碌，亦或其他，這早已無關緊要，我又要開始去體味另外的東西了，感謝上蒼的恩澤！

   跑了一個禮拜，終於辦好了簽證所需的材料，心頭一想，時至今日才算到了碼頭，之前都是在往碼頭的路上顛簸，所幸的是，我沒有打道回府，父親說，這是你自己選擇的，放著好好的工作不做，偏要為難自己，讓自己總是忙個不停。

   我的出身為很多年輕人所羨，男孩子家境殷實，一輩子其實只要安分，小日子可以過得很好，國內很多人想如此都很難，我卻要踏上出國留學的道路。和其他在國內因為種種原因“逼”出國的人不同，我是懷著強烈的目的性出去的，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麽，要學什麽，并不盲目。前些天和老師一起吃飯，老師的朋友說道，自己時常和一些知識分子交流，都言及出國的重要性，自己的小孩將來還是要出國的，聽來其實就是一個理想，即中國的現代化走了一半，還需大量人才，而海外人才又是重中之重。這是天下皆知的道理，也是近來出國熱度不減的根源。

   大浪淘沙，出國是不易的，媒體放言如今是留學大眾化時代，真是說不通！每年出國全部加起來就17萬人左右，回來的更少，連5萬都不滿，而全國大學畢業生一年500多萬不止了，這不足20萬的人占多少呢？裡面而且成分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且出國需大量資金保證，一般家庭根本承受不起，哪來到大眾化了！

   我本科出身不好，中介的老師一看就皺起了眉頭，一聽我的本科經歷不錯，才放下心來，直至最後申請成功。這其間心情平淡，卻也焦急了一個禮拜，眼看最佳選擇可能要失去，無比焦慮，還好，老天幫忙，有驚無險，到了這一步也不讓我消停，簽證材料跑了一個禮拜，一個人在上海的大街上穿梭，腳上起了泡都不管了，出錯了又開始想法子解決，晚上覺也睡不好，壓力不知道怎么來的，我發現我敏感得夠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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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解读王元化的六个关键词【部分】

“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是王元化晚年最关心的话题，据他的弟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透露，他一直有着“文明的忧虑”。

2005年3月2日，王元化在口述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林毓生的信中引用了上述标题，副题是“关于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的通信”。

事情缘起于2004年12月，王应朋友建议，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一个“清园书屋笔札展”，他说：“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多少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

令他沮丧的是，那些观展者多半来是看热闹的，那些能够体察他“那点用意和苦心的”却寥寥无几。最令其啼笑皆非的是留言簿上，经常会有“某某某及其女友某某某到此一游”，或画上一颗心，“某某某及其女友共同签名”。

然而10年前，他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那些读者还“求知欲很强”，他对短短10年间，国内文化衰败及人文素质下降的速度之快表示吃惊，由此“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

其实2002年，王元化受到史华慈教授有关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临终遗言的启发，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史氏的基本观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形成的物质主义及消费主义浪潮正蔓延全球，并被作为一种普世理念传播，从而忽视了新科技及经济全球化所可能导致的诸多伦理问题。

重读陈寅恪的所有著作并发表、整理或出版系统性的读书札记，是王元化去世前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陈是王元化生前最推崇的学者，在他精力尚佳时曾细读《柳如是别传》，做过大量眉批。大约从2006年开始，他找胡晓明等学生开始做这个工作，原计划是每周谈两到三次，可也仅仅两三次之后，便再也无法持续。除了学生大都本身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时间不自由外，王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2002年10月，王元化被检查出前列腺癌，开始推谢一切社会活动；后来又患眼疾，右眼视力完全丧失，写作只能以口授、他人笔录方式进行；去年下半年被医院确诊为肺癌，直至今年5月9日去世，一直缠绵病榻。

清华情结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父亲任职的清华大学团聚。童年都在清华南院度过，住在南院12号。1920年代清华国学四导师除梁启超外均居此处，其中1号为赵元任，2号为陈寅恪，17号为王国维。1997年，王元化曾应央视《读书时间》节目邀请，重返清华园。在此前，其“清华情结”已经颇为彰显，他在上海的书房名就是“清园”，著作多以“清园”为题，从1993年第一次以《清园夜读》为题的文集，到2007年《清园谈戏录》，延续十数年之久。

清华园所倡导并为诸多学人先辈所躬行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王元化推崇，他对清华建校时从美国引进的政治与学术分开的教育原则也十分肯定，并认为在当代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随学术以外的目的。后来更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和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胡晓明说，王晚年经常回忆儿时在清华园度过的美好时光，“可能年龄越大，旧时的记忆越清晰”，这与一般学者只能通过经典文献感悟大师不同，他是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就是那个每天在他放学回家路上经常看到的——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南园散步的王国维，清华园对他的影响已经浸入血肉，在积淀数年后，独特的治学精神和气质更为凸显。

1997年，王元化参加杭州大学百年校庆，他被介绍为“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非“思想史的学者”，他由此感叹“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竞以官阶相炫”。此时，他拿来与过去相比的参照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主政时自比唱王帽的老生，在戏台上名为皇帝，实为配角。他称赞梅虽自然科学出身，却中西文理兼通，治校自然有大学之谓大师之相。

他的1990年代日记及诸多文章中，多有提及清华，1999年，为了发表一篇有关反思五四的文章，他向报社一位负责人据理力争时，又提到了立在清华大学校门内的那块碑铭，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基督教精神

1999年1月接受学者李辉采访时，王元化谈及基督教家庭对其影响时说：“如果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

他与夫人张可皆为莎剧研究专家。黑格尔的《小逻辑》，他精读过四遍，莎翁与黑格尔的经典名著，使1955年王氏在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后得以度过痛苦的精神危机。

王元化的大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在清华任教；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

张可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毕业于暨南大学外文系。1948年，王张二人的婚礼在上海以基督教仪式举行，1986年与2006年，王元化先后在同一个地方——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母亲、妻子送别。

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1953年，王元化赴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首次见到毛泽东，在记述心怀时，他提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在原地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

其实这种人性平等的观念反映在他的很多行为中，不是为了做秀，而是服从自己的内心。1990年，他作为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赴京参加会议，即将结束时的某天，突然有工作人员通知他们等候赴人民大会堂，但不告知原因，王元化预料是受领导接见拍照，当即提出自己患有腰疾，不能随行，还得到许多人以请假做为响应。

向我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同胞志哀！

   之前，央視大張旗鼓地播出《故宮》，文保官員，包括故宮博物院院長等人在內，信誓旦旦地宣稱新中國有能力，也有決心保護好祖先的文化遺產，可事實是什麽，自從故宮大修以來，有關爭議就不斷，諸如多種技藝失傳的問題，無法一時間予以澄清。

    最近，故宮又出事了，因有人在博客曝光故宮展出的五代著名書畫家董源畫作《瀟湘圖卷》受損而炮轟故宮管理缺陷，故宮悶聲處理的做法招致文保界人士的批評，由此掀開了國內文保情況的調研，媒體披露，國內館藏文物有進30%未得到有效保護，連財力雄厚的故宮都出現問題，更別說地方博物館了。

    博物館中的文物具有不可複製性，一旦毀壞就留下了難以去除的傷痕，就算修復，壽命可想而知，國家斥巨資在文保事業上，為什麽文物保護現狀如此惡劣，盜挖墓葬的風潮不息，子孫不肖，很是可惡。

    我看有些官員喜歡作秀大過做事，一味想著自己的名爵，忽視了文物本身的價值，文物在他們眼裡只是一個東西，我看著你，看上幾年我就升遷了，或許也有吃飯根本的想法，根本沒有視文物如自己生命一般呵護的心理。比之先賢，這群人都應該下臺。靜觀後續……

    今天，2008奧運火炬終於回國傳遞了，之前在海外的紛紛擾擾總算可以告一段落，但究其影響，似乎并未消散。自巴黎遭襲之後，全球華人的保護火炬運動讓世人看到了華人的團結，應當說，局面一度讓西方不知所措，他們原以為中國人民對自己的政府有著抱怨情緒，但這一次卻出人意料的選擇和政府站在一起，西方當然因為他們的發達而傲慢，中國卻用這樣的團結換來了韓國4.27事件，暴力，讓和諧的口號變成極具諷刺的假話。

    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我一直強調一種國民自信，現今的中國十分脆弱，并非指國家實力，而是精神，歷次的運動讓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早已枯萎，而伴隨起來的卻是民粹與反智，這樣市井氣的態度使得中國民眾有時在對待一些國家形象問題時十分情緒化，諸如家樂福事件，精英階層無法勸說民眾保持理性，反智成為當代學生群體中的一個現象，不由得說是一種不確定的危險，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仍然有許多學生保持著理性態度，我周邊就有好幾個。

    中國的崛起絕對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我說過，西方不會對中國所做的很多好事加以理睬，而對你做的一點錯事就會揪住不放，這都是陰謀，沒有人會認為中國不會強大，而西方現在已經在擔憂強大的中國究竟是威脅還是朋友，因而，當我們國家出現一些極端事件之時，他們就會很認真的報道，而對於中國的進步，他們總是嫌太慢，似乎唯有一步到位的制度才是最好的，不信你看看，台灣，韓國等等，然而，這當然只是他們忽視中國歷史及其國情所作出的自私而幼稚的想法。

     目前我國政府應及時配合韓國政府對事件進行調查，及時公布真相，并讓責任人道歉并承擔相應責任，我相信確實是在這樣做，而不是一味偏袒，那樣只會讓中國的形象更負面。

唔 唵 嘛 呢叭嘧 吽

   央視九套的主持人楊鋭是我很尊敬的媒體人，在他的博客上，我看到了一個媒體人背後對事實的真誠分析，或許，有人會有异議，覺得他在為中共的媒體服務，自然會説這樣的話，但他一片拳拳的愛國心，還是感染了我。

   對于西藏事件，由于我不斷尋求資訊，瞭解到了相關信息，海外基本是一邊倒的批評【這是對中共固有的認識】，稍大的媒體都是用畫面來說明中共發言人在事實上的出入，然而，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就是，這絕對是藏獨勢力策劃的事件，目的就是要中國遭到全世界的制裁，如同89年一樣。

   我相信我們的武裝警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也絕對相信藏獨勢力使用了“自殘”的方式去誣衊，攻擊了當地的漢人和商店，國家機器自然也向這些暴徒施以了懲戒，但這是屬于“防衛”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接受“隻挨打，不反抗”的理念的，在這點上，我絕對支持目前的行動，這是必要的。

    似乎我的神經在知道事件的那一刻就偏向了西方，因爲之前相同事件的認識，但在看了楊鋭的文章之後，我一下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一切真相實際就是那麽簡單的事實，但不同利益群體卻會加以不同的解讀和宣傳，我也明白了中共對于新聞媒體控制的原因，所有都是“我”的不同，一個一黨專政，卻造就了經濟奇迹的國家，無論怎麽用西方百多年來的理論去解釋，都解釋不通，他們很困惑，同時又很渴望瞭解，于是，我們新聞傳播人士的任務，就是告訴他們一個中國人創造的奇迹，一個民族在百年之後的復興，讓他們的記憶再次回到康熙大帝的時代。

    中國幷不是不要民主，民主到了中國也不會和你們西方一樣，市場經濟難道一定是和西方民主模式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嗎？對于那麽多經濟學家來說，中國經濟如同歌德巴赫猜想一樣十分難以解釋。

     說到這裏，我們就應該熱愛自己的祖國，反對之外，理解同樣重要，甚至是在第一位的，這是中國的智慧。

     楊鋭文章http://blog.cctv.com/detail.do?uid=1027&id=50299&type=1&agMode=1#article_status

经济观察报：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个就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一些争议，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新的国有化——国进民退，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请您结合这段时间你的调查和了解，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社会矛盾也有恶化的趋势。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清末‘洋務運動’的失敗，正是如此】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
　　
　　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您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是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那么，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否真的是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呢？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讲到这种前提对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贡献，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例子太多了，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最早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在那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石油行业。
　　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汽车行业，没有这么多的私人汽车，如果没有1930年代在美国建设的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没有汽车的普及，没有很多私家车的话，对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第二，飞机是另一个对石油业的推动力量，但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思想推動技術革命，技術推動經濟變革，經濟變革引發社會變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像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汽车烧油的程度、海运、空运的规模，都已非常高。到那时为止，全球汽车业的规模、空运业和石油业规模的发展，客观上讲，跟中国没有太多关系。1978年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一点不会有争议。但，对于中国人均GDP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人们觉得这是“奇迹”，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
　　陈志武：这当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庆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背景。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实际上，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要“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办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可以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在全球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那么多国家都同时进行私有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市场的全球化发生突破性变化，这些当然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选择发展的日本等亚洲国家能更快赶上。
　　 不要说中国，就连美国的UPS（联邦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老的从事快递的物流公司，单单从这家快递物流公司的变迁就能看得出来过去30年发展机会的变迁。1909年UPS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去年这个公司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到这个水平的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如果没有这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私有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UPS的情形我们也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韓國、臺灣經驗可以驗證，市場經濟規則之重要性】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经济观察报：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
　　陈志武：是的，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
　　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以及全球化给中国等后发国家带来的增长势头是这么强，是这么势不可挡，以至于在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的情况下中国增长的奇迹就已发生了，以至于让“北京共识”者下结论说经济发展跟产权制度无关、跟体制改革无关、跟私有还是公有无关、跟民主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只有跟現代經濟生産相適應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
　　
　　国有经济要完全民营化
　　
　　经济观察报：前些年大家还强调“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理念，但现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这是不是“后发劣势”的表现？
　　陈志武：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认识是“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之一，前些年大家对产权私有化、对国家退出经济的认识很到位，但是，正如刚才讲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
　　以前关于国企是否应该民营化、私有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国企和民企谁的资产回报率更高、谁的效率更高这些标准上，好像只要国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样高，就行。
　　但，那是一种非常狭窄的标准。比如，今天许多人抱怨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但普通大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见得有太多改变，他们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说资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清末的經濟以內需『自己自足』爲主，如此强大的經濟迫使西方不得不使用鴉片貿易及赤裸裸的侵略！】
　　 如何理解这点？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年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土地、企业资产、房产等等，把所有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来做比较，你发现，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美国人不需要去储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这么高，可以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属于私人，通过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使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可以变现，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私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私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套用馬克思的理論，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的原因是私有制生産關係的出現，此後的社會發展，一直在强化私有制，空想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否定私有制的。】
　　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也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如果中国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长的话，土地和资产的价值应该在以超过10%的速度在长，可是，这些增值对国内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那些资产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个人所没法花或做再投资的。初步算，到去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国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说，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层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但是，我们知道，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是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所以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钱了”，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大家知道，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私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需要理論創新！】
　　
　　经济观察报：国内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国有企业应该通过增加分红的方式，把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减少，多少可以避免“第二次国有化”越来越强化的趋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
　　陈志武：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盲目扩张，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增长机会。但，这样做从根本上不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这种分红并没有把任何一分钱分到中国公民的手里，对内需没有影响，是换汤不换药。财政部不是没钱花，去年的财政收入就涨了31%，到5.1万亿元，他们的钱太多，而老百姓的钱太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公有土地和国有资产全部私有化，把这些财产权分回给中国公民，让他们不只从劳动收入中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能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这样才能纠正目前“国家越来越富、民众相对越穷”、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关于私有化的问题，我们感到不只是在认识上会有障碍，而且在这种改革的迫切性上目前会有相当困难。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要想决策层进行私有化改革，是否能行得通？
　　陈志武：这就得看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了。的确，正由于我们谈到的“后发优势”，决策者会难以主动进行这种改革，但为了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这种改革是十分必要、也是有远见的。实际上，现在的压力或说进行这种私有化的必要性很高。第一，由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可能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滞涨或者萧条，这对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中国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必须想法刺激内需的增长。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从根本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顺利地走出来，这次，如果能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分到老百姓个人，必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将进一步带动新的产业高潮。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今天的中国还基本如此，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头都属于国家的、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相比之下，如果通过资产私有化把国有财产、土地还回给老百姓，资产增值后老百姓家庭的消费会跟着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必然更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会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第三，国有经济份量越重，对法治建设的威胁就越大。换言之，为了法治发展，中国也应该私有化。【權力越集中，越容易滋生腐敗！】如何理解这点呢？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别想有平等竞争，也别想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一旦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你说法官会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吗？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呢。
　　比如，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别的行业也是这样，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垮。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业中，国家发改委规定十万马力以上的轮船发动机，必须经发改委的审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发改委批，那申请一下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发改委这些年的做法是，把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制造和造船机会基本只留给大型国企，不给民企。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只能是一种愿望，但不能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呢？
　　陈志武：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财政民主、《劳动合同法》与后发劣势
　　
　　经济观察报：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国家的理想。那么，现在如果将国有资产都私有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生活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社會主義原則丟弃了】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这又回到了“后发劣势”的问题。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十天的全国“两会”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展，使得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民主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到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经济观察报：您上面提到的这些与《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关系？
　　陈志武：国家财政税收5万亿，国家又垄断所有的土地权和拥有那么多生产性资产，可是，政府照样没有给老百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支持。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引出来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就表现出了了。本来，应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老百姓民生的责任，让国家不能只征税、只控制土地和资产而不对国民的社会保障负责，但这条路的难处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过的捷径。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当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是否有太多条款从本质上是把政府没有尽到的社会保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張茵的提案是有道理的】比如，在跟一些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专家讨论中了解到，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所以，他们就规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还有，企业跟员工签约了两次以后，就不能再把他解雇，等等。《劳动合同法》也规定所有劳动关系都必须有劳动合同，否则，超过一年没合同的就自然认定雇员为终身雇员。
　　虽然立法的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会适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产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很大，10年对他们太久，两次签约可能已经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技能特殊的人才又不会在乎有没有铁饭碗，他们到哪里都有人要。对于那些有大学教育但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岗位工作时间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供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因为劳动力市场通过改革变得越来越自由。而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其它国家转移。第三，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会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体就业水平会更难上升，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会很大。
　　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权益就必然受到随便的侵犯。在美国，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业都没有劳动合同，雇用关系是随意的（employment at will），也就是说，雇主在任何时候想解雇谁，都行，也不需理由。这么听起来好像劳动者在随时被侵犯了，但实际的情况正相反，因为解雇人是件很严肃的事，虽然你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但你还得考虑到如果你随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员是否会有安全感呢？他们见到你的行为是否会全部另找公司呢？这样一来，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国企业里，没有看到随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尽办法把人留住，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改进的。不用担心如果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劳动力市场就必然对劳动者不利了。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中国过去回避了实质性的宪政制度改革，到今天，虽然财政税收占GDP比重比美国的高，虽然中国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公有土地，但是，中国却照样没有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到后来，就想通过《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和生活安全的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往企业身上转嫁。没想到转嫁的结果是，把中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别的国家送。
　　 我觉得，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承担应该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

     丁亥年年末，《南方周末》舉行了“致敬2007”文化原創榜的頒獎，陳丹青説“當前的藝術界，是空前繁榮的‘荒凉’”。

     似乎中國創造的偉大成就，諸如四大發明、建築、藝術等等，都成爲了過去，全世界都在看現代‘中國’。

     中國百年的動蕩使得流傳千年的生活秩序破碎了，待到重新發展的時期，我們的記憶卻模糊了，只得模仿西方，不同文明在帶給國人新鮮刺激之後，我們的內心卻越來越空虛。

      無人識得陰陽、五行，雖然西方人認爲這是對世界的一種解釋，當作學問研究，然而，中國的‘海龜’，在科技萬能的魔咒之下再次掀起“文化革命”，一場中醫辯論，最終升級為文化辯論，現象的背後是文化記憶的中斷。

      年輕人的思維被西化者不在少數，他們拼命做著“一夜成名”的種種美夢，不再去思考“好”与“坏”的結局，在“坏”的結局面前，他們用泪水去逃避一切，博得同情。全民的狂歡，實際是思維缺陷后的神經失常。中國人于是也厭倦了種種“秀”，在《百家講壇》的審美讀解中，再次領略自身之美，由此開始了一個民族百年后的回憶，雖然這樣的回憶有些遲疑。

       我們不再是弱國，卻不是强國，强國之策需要一個民族的創造力，于是，在08年盛大的奧運儀式背後，一個千年强國的復興宣言誕生，中國，開始放手去和强國肉搏。

          轉載 《南方週末》

从Made　in　China到Cultured　in　China　　
　　写在首度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边上　　
　　创造力有如花朵

　　它是娇贵的，国色天香怒放

　　也是脆弱的，易被雨打风吹去

　　因此，它需要更丰沛的阳光，无污染的水，自由的空气……

　　□本报编辑部

　　今日中国为什么需要原创性的、生机勃勃的文化产品？最直观的原因是，光有Made　in　China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需要我们称之为的Cultured　in　China。经济繁华与权力荣耀都抵不过时间的淘洗，如果面向未来我们无言相告，譬如没有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来深刻地铭记这一时代，那么自1978年以来全体中国人辛苦开创的激流般的30年，多年之后就将是历史上的南柯一梦。
　　更本质的原因是我们是人类一员，我们本能地需要杰出的文学艺术。俯察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微妙之美永远不能穷尽，普鲁斯特因此写道：“我曾经长久地凝视着一株开花的李子树，贪婪地留恋着其中的真理。”
　　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信念和价值观，以免自己身陷尘嚣之中、随波逐流而内心惶恐。这个国家更需要思想，否则在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常识就不能与愚昧对抗，理性就不能与盲目制衡，其结果就将如索尔·贝娄警告的那样：“当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时，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
　　人们不只是在今天需要这些，并不只是在拥有了自1978年之后令人眩晕的30年经济增长之后需要这些，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精神的丰足。只是在如此急遽变化的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化的指引。
　　文化是国家的灯塔。如今的中国正在全速夜航，我们需要一个指引、一个方向、一种给予信心的力量。
　　可是今天，机制与文化，仍然是这个快速强大起来的国家的两只跛足。毋庸讳言，中国文化的原创力并不出色。我们本国出品的电影大多没什么好看或根本就看不到，本国出品的电视节目除了严肃脸孔就是诸多莫名其妙的眼泪与感动。本国的戏剧还不是那么精彩，本国的图书也多不足观。
　　今日中国还是一个文化大国吗？报纸上的文化版面已经成为稀缺产品，电视上的读书节目纷纷在收视率上一败涂地。这里最寻常可见的景象是，文化名人们追逐着新闻热点而非真问题，新晋的年轻人则热衷于一夜成名式的冒险和投机。至于一些思想深刻的文章——也许有人知道它们在说什么。大学，问题多多的大学，也并没有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描绘出清晰的愿景。
　　有时我们把这难堪的局面归结为历史债务。曾有很长的时间，这个国家既阻隔了西方文化，又破坏了自我传统。也有很长的时间，文化被当作政治诉求的附属品而日渐萎缩。至于最近一些年，好像又被归为了文化空窗期：过去穷怕了，如今都忙着赚钱，哪顾得上什么文化？
　　倘若往日已矣，来日可追，人们就更应该关注另一个现在时的问题：人们的精神自由与表达自由。精神自由是文化产品的水、阳光、空气。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清教式的时代会产生《兰亭序》般的达观自在，更不能设想在严厉的精神控制之下，西方文化会在中世纪之后突然迸发出文艺复兴的灿烂星光。
　　没有让人舒展的制度安排，就没有舒展的人；没有舒展的人，就没有舒展的精神；没有舒展的精神，就没有舒展的杰作。在今日中国，文化管理制度的进步远未达到终点，人们有理由感到制度改善的急迫。在譬如电影能否实行分级制这样的简单问题上，我们原地打转已经太久。图书、电视、戏剧等文化门类的生产，同样急切需要开明、清晰、公道的制度来保障。
　　在今天，是否改善文化制度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是非题。我们应该意识到文化不是经济的花瓶，而是国家精神之根。
　　没有杰出的文化生产，公众就会失去精神的方向。谁能设想没有惠特曼的吟唱、林肯的演说的美国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千年之前的人们会在那些优美醇厚的文章中得到精神的慰籍，观照人生中的至善至美，而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得到相应的体验。倘若人们的精神生活趋于荒芜，小至社群，大至国家，就会被仅仅当作逐利的舞台，人群中的正直与温柔也就将荡然无存。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来自世界的问题：今日中国人将成为没有文化和信念的地球寄生者吗？如果有自信心的话，我们就不能只把这一问题视为冒犯。我们需要以国家文化的重回精神高地，来给出答案。
　　中国需要一个制度体系，让普通人选择有教养的生活方式，比如诚实正直，而不会利益受损。中国也需要一种价值确认，鼓励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去点亮国家精神的灯塔上的火光。在此之前，中国需要一块精神自由的土壤。我们也需要真正尊重文明成果的教育方式，比如不要求小学生们在作文本上写虚伪的文字，允许他们“我手写我心”。
　　如今，我们看到那文化灯塔正在建起，也看到它陷于流沙之中；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有着勃勃生机，也有着失范之虞。
　　在新闻纸上，我们划下这灯塔增高的标尺线。我们记录在每一年的文化各领域中点选出来的原创作品，向她们致敬，以供人们来年参照，以及超越。中国文化的未来意味着平庸的广度，还是光荣的深度？不是我们的时代在问历史，而是历史在问我们的时代。
　　未来是正在到来的现实，让Cultured　in　China的未来之光，照亮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