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準備寫畢業論文，近2萬字英文煌煌大作，別人似乎覺得是個大工程，我絲毫沒有這種感覺，只是關心我的問題究竟怎麼著手去思考，越思考，越發現這裡面的玄機之大，但換過來想，又似乎很模糊，因為只有一個世界的概念，中國的景象很模糊。

  由此我浮想開去，我學了那麼多年的理論，基本都是西方的理論，中國自己的思想理論在哪裡？沒有嗎？我想不是，只是我們沒有重視過，當然，近代以來的思想，由於多年的政治左派路線，多少直到近些年才被廣泛研究，這期間也存在一個斷層。拿傳媒來說，不能說早年一些辦報的先人沒有一些心得體會，當然據我所知是不多見的，民國年間的學人，幾乎沒有幾個沒有辦過報刊雜誌的，這些辦報的歷史、過程，多少可以看到媒體的功能，流程之類等等，中共媒體，國民黨媒體，另有這筆戰趣事，可想而知我們這自己的媒體文化了，但鮮有人去挖掘。

  李敖前幾年所謂的‘神州行’，于某大學發言講我們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應該和馬克思說拜拜，這一定是前提。解放思想的不斷推進，需要我們重估馬克思的價值，一起發現其他的理論工具。

  我忽然發現我們中國正遭受另一種‘殖民’，即思想殖民，我們目前接受的很多思想，基本無一例外來自西方，因為文化傳承關係，這些理論源出於西方的社會發展，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的概念化文化解釋，而由於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華人社會的很多獨特文化現象是很難用西方社會的理論來解釋的，即使解釋，影響也無法與當年百家爭鳴時儒、墨、道、法思想的影響力來比，至多是一種新思維，新視角而已。

  前輩學人，諸如胡適，陳寅恪等人，遊學歐美多載，回歸中國后，無一例外開始整理國故，系統整理中國古代的思想，為後人承繼先人思想創造條件，可惜大陸在建國后因政治左傾路線，中斷許久，台灣雖然為繼，但因遠離中華文明中心地區，無法進行現代社會的思想闡述，遺憾頗多！

   因而，中國需從吾國歷史中發現中國人自身的文化特質，批判吸收西方的理論，用以解釋中國目前的社會現象，近年思想界所萌動的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這一努力。僅僅研究那些脫離我們文化的西方理論，不是中國人文社科的發展之路。這也就是爲什麽，大學人文思想沒落，甚至是整個社會人文思想沒落的根本原因，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阿多諾、德裡達、利奧塔等等。

   理論最終是爲了要給人提供一種視角去理解我們為何會這樣做，在同一文化圈中，使我們的行為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和功能，這樣才能建構起一個規範的秩序，明確說來是一種看不見的社會文明，而我們正期待這樣一種文明。

   南周文章給出了華人理論界的新思考，僅此附上：http://www.infzm.com/content/29185

   知識其實就是人類的生存經驗總結，因而，在古代，掌握書寫能力的人控制著這樣的經驗因而成為顯貴，後來在國家出現，政府運作的機制下，知識份子階層形成，成為研究人類生存經驗的人群，他們和權貴一起控制信息，進而控制社會。

    教育普及改變這一格局，使得獲得知識的人群在逐漸擴大，工業革命，現代化進程加速這一變化，使得政府及知識份子控制力不斷被削弱，民主浪潮遍及各個領域，各種思潮疊現，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

    網路的出現更是進一步加速、升級這一過程，使得每個人都能輕鬆搜集信息，民眾的控制力大大提高了，同時，全球化交流熱絡，人民對於信息的甄選和分辨能力提高，使得政府的信息控制變得越來越弱。民眾不滿足于知識獲得，也渴望與他人分享生存經驗，虛擬社區發展迅速，基於這一趨勢，所有的市場形式都將面臨革命。

   南方周末于此間【文化】版披露蔣介石与蔣經國父子日記入駐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秘聞，并披露蔣公日記部分內容，可見國內學界對蔣介石個人以及民國歷史的重新認識，這樣的認識趨嚮于理解和認可，或可說是為兩岸共識的形成築橋鋪路。

    我個人在讀書時便不信蔣如此之坏，古之帝王，所能成事，無一不靠恩威，是殘忍与仁義的複雜結合体，單純的殘忍和仁義是不能取得天下的。毛在下勢時，便是以仁義對蔣之殘忍，無奈力薄，不能成事。日本侵華，蔣急于求國家之穩固，以便備戰，前期有言“攘外必先安內”，國事日下，民衆擔憂，無人識他苦衷，待到日軍宣戰后，便有意抗戰，無奈“西安事變”發，中共占得先機，此後，蔣被動之極，黨心民心大失，可見其恨毛之心了。

    然抗戰中之國軍主力，抗戰英勇者何其多，此間被中共妖魔化之歷史，何其之多！共軍多散兵游勇，其規模，日軍甚為不齒。中共單靠游擊襲擊，發展壯大實力，以据蔣，所以蔣總說是日本人幫了毛，非他所願。兩雄相爭，蔣未能招安毛，兵戎相見，然抗日民心已失，且蔣惡名已成，國民黨內意見很大，派系互斗，以至削弱了自己，蔣之矛盾之處，正在于此。他急于報仇，泄私憤，不修補形象，爲民辦事，以至鑄成大錯。

    不論如何，蔣個人于國家是有利的，國家主權捍衛，蔣實是優秀：抗戰之中，不肯投降，誓死抵抗，清除汪偽，斡旋國際，遷臺之後，痛定思痛，大力民生，臺灣乃幸。晚年夢游故鄉，不忘大陸，意欲重啓談判，無奈天不遂人願，至今未成。

     如今之國民黨人，實乃一幫小兒頑童，無多大才，但願明年它能重登大位，以遂先人之願。

先“总统”蒋公千古

    今天急切地趕到蘇州博物館去看【悲鴻南歸】徐悲鴻書畫特展，一睹一代大師的風采，真切地看真迹，著實讓我入了迷，多年的書畫閱讀，都止于文字的畫論，要麽是看印刷的圖片，但這哪比得上看真迹，陳丹青先生就說過，接受美術教育，一定要看真迹的，那樣來得真切，畫家的情感就能感受到。

     蘇州博物館新館是享譽世界的建築設計師貝聿銘的封筆之作，老人將這最后的作品畱給了自己的家鄉，據說【獅子林】原先是貝家在蘇州的家宅，前幾年貝聿銘還在園子里開起了家宴，想見蘇州爲邀大師設計而煞費苦心。如今，建築形成，傍著【拙政園】，佔盡風水，真要飛黃騰達了，看了館長的行文，誓要將此館建成世界一流。

     此次徐悲鴻畫展，其遺孀廖靜文女士精心選擇精品來展，書畫名作【田橫五百壯士】及【愚公移山】都列在其中，這兩幅是國寶級書畫，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們之前只能在書上看到，這次是能近距離接觸，其餘還有【東京會師】、【泰戈爾畫像】、【奔馬圖】等，都能一一品鑑，這裏特別賞析【田橫五百壯士】和【愚公移山】：

    這幅畫是徐悲鴻畱法歸國后畫的【1928－1930】，取材于【史記－田橫列傳】，描繪了一個剛正的人物形象，我站在這幅畫前看了很長時間，不斷揣摩，越看越有味道，你看那田橫雙脚直立，昂首挺胸，雙手向百姓拱起；他形象凸顯，身體周圍空出了一部分空間，似有清風吹起他的衣衫，越發英武，頭又枕著青天白雲，更是頂天立地的氣概！他雙目炯炯，在發表了一通演說之后懇請百姓，你再看百姓們的狀態，田橫對面的百姓各個不同，先是蹲在地上的婦女，一個少婦，一個老嫗，她們很茫然，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去了能不能回來，小孩子有些害怕，一下鑽到媽媽的懷裏，婦女後面是幾個年輕人，他們微低著頭，眼神猶豫，反映出此刻矛盾的心理，“到底去還是不去”，邊上的老翁是一個智者，他鬚長偏偏，雙手反在後面，閉目凝思，有言又不言，深不可測！側面拄著拐杖的老人被田橫感動了，看著自己的兒子還在猶豫，急切地跑上前去想抓他的手，那個拄起拐杖蹬腿的動態實在是妙筆，老人背後的壯漢已是十分激動，他拿起長劍，似乎要馬上上前綫，旁邊的一個人也挽起袖子要準備著跟隨，他身後一批人更是雙目瞪大，紛紛舉起手來響應，這与田橫的作揖形成呼應，一唱一和，使得整個畫作達到高潮部分，實在是感人的一幕！我們再看田橫背後的侍從，他牽動著白馬，雙脚在地上使勁，一邊又側著頭以無比崇敬的目光看著自己的【老爺】，我們也能感受到他爲人的憨厚。遠處的田園，芳草鮮美，象徵著家鄉的美麗，祖國的美麗。

      這幅畫作于抗戰時期[1940]，爲了展現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徐悲鴻借【愚公移山】的故事來展現這一主題，中國畫中第一次出現了“裸體”，徐悲鴻用印度的模特來展現力士的健壯，畫面中撲面而來的壯漢形象，讓人一下就感受到了力量，畫面的“排比”更凸顯了這樣的力量，你看左邊兩個漢子都在掄起鋤頭，一站一蹲；右面三個漢子掄起釘耙，兩人的左腿同時跨出施力，這樣的“鋪陳”，一下使得人物鮮活而有生氣，生動無比，岩石上的牽牛花更象徵了堅强的生命力。畫面中的愚公悠然的和自己的媳婦、孫子談天，媳婦摸著自己孩子的頭似乎是要他听爺爺的話，生活氣息濃厚，媳婦背後一頭大象，那是中國的體魄，邊上一個挑擔的壯漢，此時一手捏斷了蘿蔔正要去去喂它，周圍一圈的竹子，那是傳統堅韌品格的象徵。全畫從左到右，一靜一動，張力十足，飽含了作者對于祖國的熱愛！

      流連于博物館里看明人的書畫，看著學寫書法，一下覺得古人那種聰明，那種性子，就是耍聰明的性子，字如其人，看一個人的字，還能看得出哪個人忠厚，哪個人是機敏，真是造化神奇！

    章詒和的往事，對于她自己來說，是悲欣交集的歲月，因爲這樣的歲月，誕生了《往事幷不如煙》，還有《伶人往事》等三本著作，她用自己細膩的筆觸去追懷自己的年華，對于她所記述的人，諸如張伯駒、羅隆基等人，又都是中國文化界的翹楚，對于這些人，作爲有交情的章詒和來說，似乎有出書相告的必要，因爲，民衆畢竟對他們仍然懷有感情。

     一本這樣的書出版，一下引發了民衆的熱情，人們忽然津津樂道起這本書和作者，因爲章伯鈞，一時間忽然感興趣了，過去的歲月，如同針刺一樣刺激了所有的人。歷史不容遺忘，一個有心寫些自己親身歷史的人，都是心懷良心的作者，國家的文化大家，總要有不同的面貌出現，人們的精神生活總是希望豐富而多彩。一本書，可以承載很多，只要它激起了民衆的集體記憶，感動了太多的人，這就是好書。對于愛讀書的人來說，這樣的好書又何其難遇。

     感念于天下讀書人的心田，感念于華文的當代成就，感念于斯文于盛，這樣的書，應該被鼓勵和贊揚，因爲，我們需要心靈的閱讀。

     如是，章先生是值得我們去尊敬的。

   自序

   這兩天在上海上演的中國內地版《暗戀桃花源》場場火爆，更有三代“云之凡”同台的盛况，實屬難得，觀衆在悲喜之中體悟人生百味，最後的一場戲無不感動落泪，可見話劇的力量。

   同學在我今年生日之時合力給我購了一套臺灣《表演工作坊》的戲劇影碟，自此就將其視爲自己的寶貝，曾邀請老師等一同辦了一場《今夜，我們說相聲》的放映會，反響熱烈，歡笑之聲仍然不絕于耳。《暗戀桃花源》至今仍未觀之，只好等待機會，自己好好品味一番。我的是最經典的92年電影版，曾得過德國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臺灣的藝術成就要逺高于大陸，主要就是本土的東西做到國際，是真正中西閤璧的東西，不象大陸很多藝術家是爲了迎合西方的口味而藝術，這樣的藝術作品是缺乏生命力的。近年的電影屢遭詬病就是例證，鼓點大，雨點小，實在不是踏實的做法。

    臺灣前百貨女强人林莉玲今年出山創辦【學學文創志業】鼓勵臺灣本土的創意産業，目標對準大陸市場，試圖開創華人自己的世界設計品牌，得到島內衆多業界精英的鼎力支持，其中就有頼聲川，主講創意學。這樣的氣魄實在令人敬佩，大陸卻是急著爭惹世界的矚目。

臺灣學學文創志業官方網站連接

內地版【暗戀桃花源】博客連接

   今日读《文化古城旧事》，读到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的由来诸事，觉得很有价值，写来一看。

   民国时的北京，大学很多，有人甚至提议要建北平大学区，把大学都合并掉，结果北大和师大的学生上街游行，最后没能成功，当时京城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师大为什么穷，因为完全的是免费的学校，师范大学的作用就是为国家培养老师，大学在民国也象现在这样，比较贵的，但寒门学子可以通过考上师范大学来改变命运，因为它是免费的，学生毕业直接入中学教书，按当时的薪金，月入百元，相当不错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上溯，要到“京师大学堂师范班”，为光绪二十八年的事，一年之后，即1903年，张之洞等人厘定学堂章程，“师范班”遂改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辛亥之后，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高师]，有国文、史地、英语诸科。当时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两年，本科四年，共六年，仿日本制，后改为“三，三”制，即为美国制，中学分初、高中，各三年，取消大学预科，本科四年，一直沿用至今。

   师范大学一位老校友的回忆依稀可见当年生活图景：伙食早餐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具全。提调舍监、事务科长、高级职员和学生一道吃，坐在主席，合乎古礼“大烹养士”。文化古城时期，师大伙食基本如此，每桌八人，但是四菜一汤，每周有两天菜特别丰盛，烧牛肉、炖肉、四喜丸子之类，平时则是肉丝、肉片之类的荤菜。虽然够吃，并不富裕。八人一桌，座位也比较挤，北大、清华一般都是六人一桌，想见到这个“穷”了。

   近日观电视剧《走向共和》，剧中叙事难得如此接近历史，可惜已被禁播。念及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之所旨，如今这教育一定要让寒门学子舒舒服服上大学。古人尚且如此礼遇天下读书人，今人不可犯蠢。

    近日读书，读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先前书店多有此书出售，有多本成套，诸如《红楼梦导读》，《草木鱼虫》等，随手翻阅之中未曾细读，今日阅其几篇，感觉甚好，不免有些懊恼，当初未曾购之。

  《文化古城旧事》所言皆为北京在民国初年大致十年间的故都风物、文化、人情诸事，撰写可谓纷繁巨细了，但行文粗中有细，细中带粗，读来酣畅淋漓，很是痛快，单《学府记略》就将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等大学逐一列上，述其发展源流，难得邓老如此博闻强记，能理得如此清晰。

    北京在北洋政府最后一位实权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国务总理潘复逃出北京，北伐军进入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京成为首都，北京被改为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移到南京，北京仅剩下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学生、文化人，以及众多的遗老遗少，还有很多大学、中学、小学，当然，还有大量的书肆、文化古迹、茶馆饭店等，一时间成了消费城市，东西南北的文人、商旅、学生都来读书、做生意，文化上出现较为繁荣的局面，学人大匠具在此时成果迭出。下面节取几段一起感受故都文化。

    谭其骧代序文中谈及当时情景云：从1932年年初起，在北平图书馆当了三年馆员，每月薪水60元；同时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当兼任讲师，兼任讲师俗称教零钟点，戏称拉散车，盖比之余拉洋车的不拉宅门里的包月车，停放在街头拉零星散座。教零钟点每课时五元，一门课若每周二小时，每月得四十元，三小时的话就是六十元，一年拿十个月的钱。……房租单身时每月五元，结婚后每月十几元。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六七十元不希奇。单身时吃包饭每月十元出头，却不肯吃，买饭票按顿数算，经常外出吃小馆。小馆吃一顿花上几毛，有时上一块的便可以算大嚼。有些小馆不讲几块几毛讲几吊，那就更便宜。

   谈吃馆子，除常吃小馆外，有时还要吃大馆子，多数是别人请吃，吃别人吃多人，自己也要做请一次客。平均每年一次到两次。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锅居，东安市场森隆，润明楼，东来顺等，都是我们这等人光顾的地方，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若酒喝得较多叫小费，吃下来将近二十元，鱼唇席十元一桌，海参席八元一桌，那就显得寒碜了。

    如此种种，还谈听戏、逛书肆诸事，说来是细数，生活味十足，居家过日子无非如此了。

    最近读的书是两本价格上比较贵的彩页本书籍，一本是章光和的《住在巴特、桑塔格、本雅明的照片里》，另一本是《回家真好》，是香港知名的家居设计评论师欧阳应霁，呵呵，一个很会生活的人。

  《回家真好》通过对于两岸三地多位艺术家家居设计的访问，向读者展示了艺术家的家的面貌，不禁让人眼前一亮，新奇的设计或许正是你所期盼的，风格的不同也象征了艺术家的独立，社会需要多元，艺术界的人员也需要特别的思想和品位，总让人看了之后脑子里蹭蹭冒idea。

  《住在巴特、桑塔格、本雅明的照片里》是一本讲述摄影观念的书，短小的文章配上精致的图片，一本好书就这么成了，或许要出书这样是最快的而且也是效益最好的，人们太容易被漂亮的照片所吸引了。书里引用了三位对于摄影有着精辟思考的思想家的句子，诸如“照片是可居的，而非可访的。”罗兰-巴特，桑塔格“拒绝经验”，一听就让人一震，细看下来才发现其中的道理，短短的千字文就可将一个深奥的道理说的深入浅出，实在是需要深厚的学养的，台湾的学人在此依然是领先的。

    今天碍于三日的时日要来更新一下，闲言碎语一把，最近读书不多，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观点碰撞出来，实在被英语压得如此，但书还是要读的，不可不读的，过几天或许有了东西再写长文。诸位慢等。

  最近读书，读到有关法国大革命诸事，觉得很新鲜，就此撰写下来大家看看。

  首先一点，法国大革命先前的启蒙思想实际受到了英国思想家的影响，就当时的情况，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法国还处于封建专制之下，洛克是逃难到法国，之后就进行了思想传播，他对于人类理性和自由的论述深深影响了伏尔泰等人，转而欧洲启蒙运动在法国声势浩大地开始了。

  对于法国当时的情况，就是专制独裁下，人民的日子很不好过，思想成为行动，产生影响，必须要有适合的土壤，法国这样的情况当然很适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是个享乐主义着，他们花费人民的血汗进行大规模宫殿的建造以供享乐，国内关卡如云，商人没钱可赚。这里特别要说的一点是，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农民是最穷的，日子最难过，但预料的却是相反，诚然，农民是很穷的，但在当时的法国，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农民相比，他们的日子还算不错，从经济上来说，他们还算阔绰，知道享受舒适的生活，希望公平合理地分享他们所生产的物品。而且，尽管政府专制，但他们还没有大多数的欧洲农民一样由于政府和地主的压迫变得粗暴残忍，无计可施。此外，尽管他们的土地由于年年非科学的种植而变得衰竭[当时法国实行“开放土地制”，这种制度把农民紧紧地扣在土地上，该制度只让他们在指定的地方耕种]，但只要他们不再承担富人的享乐重负，那么土地还是可以维持他们过上象样的生活。他们叛逆的原因不是因为生活上的无望，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有事情可做。

   相比，刚刚出现的资产阶级，还有是商业阶层，这些人无可置疑地成为了中产阶级，为此，路易十六因为财政问题召开的“三级会议”，就显示了这个阶层的势力，这个阶级显然不满于波旁政府，因此就扶植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制造舆论，精神和经济结合了，巨大的能量爆发，革命开始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其实发端还要早一个月，在6月17日，第三等级会议的时候，上层贵族和僧侣一起阻止第三等级的人士入场，主要就是资产阶级和商人，市民集体到凡尔赛宫的网球场进行抗议，史称“网球场宣誓”，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开始。

    老师让我读的书，主要是希望我能有一个较为科学的传播观念，其实，现在的传播学有种误导，一直将传播圈定在新闻媒体，忽视了作为人“传通”思想以及观念的要求而出现的种种表达形式，诸如演讲、绘画、戏剧、电影等等，甚至连我们无意之中的惊叹，都可以认为是一种传播。其实，上次一位法国马赛大学新闻学院的曹炜教授来我们学校宣传招生的时候，就对我们几个学生说明了传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我十分吃惊，原来传播是一个如此庞杂的学科，因而越发对其有兴趣，也从来不约束自己对于任何学科的兴趣，因为都可以纳入传播，当然，如此求全的后果，当然是不得要领的，所以我只关注我自己喜欢的，其他作为一般的了解，兴趣使然是最重要的。

    许正林老师的语言十分通俗，很有些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的味道，或许有些镜象话语的味道，呵呵，我读的很快，但还是告戒自己一天一章，贪多嚼不烂，准备开始对博客研究一下，最好能写些东西出来，大三的人还是要有成果，今天继续老师的课题论文，发现老师太罗嗦，提纲没必要列的如此之细，自己合并归类一下，少了不少，明天开始的整个礼拜要攻坚，或许我的博客要出现“老面孔”了。我还是尽量吧，东西不能再拖了，老头子会生气的。

   先说一段废话后开始正题，昨天学校网络关闭，不知在搞什么，不过现在上网的速度快了那么一点点，也算安慰我们了，星期一的上海之行，昨天的上海阅读，今天的上海印象。

   闻名的上海是什么时候进入人们的视野呢，应该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这个时期的老上海是小资们重点怀旧的对象，但那时的上海是个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文化形态十分复杂，上海一方面在快速的和当时的世界一起吞吐，或许和租界的林立有关，有种误解，一直认为，英租界住英国人，法租界住法国人，实际不是这么回事，租界中的外国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租界享有“治法外权”，实际就是个独立小国，对于辖中的中国人也可以管制，当时很多文化名人都住在租界，鲁迅等有日本游学经历的住在日租界里，那里他们相对有些基础，还有一些游学欧美的文人也都住在英、法租界中，当时的租界是各个国家自己建设的，一般都模仿自己国家的建筑风格，当时外滩地区是英租界，汇丰银行大楼以及海关大楼等等，还有“十里洋场”南京路上先施、新新等公司的百货大楼，都在远东是第一的楼宇，上海“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名称由此而来，商业十分繁荣，巴黎最新的时装都可以在商场里买到，那时商场里甚至还有了远东当时唯一的一座电梯，引来上海人极大的热情，法租界的霞飞路和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是异曲同工，在这条有着迷人法国风情的路上，两边林立着很多咖啡馆，一派浪漫的欧陆风情，当时的中国这些留过洋的文人们，非常喜好逛这些场所，豪华的娱乐场所，如“百乐门”，多少给这座被当时西方人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添了些纸醉金迷，现代性，殖民性在民众的困惑中一同行走在历史的维度之中。

   很奇怪的一点是，这些文人，诸如象胡适、徐志摩等，在英美这样的现代化国家中接受现代性思想之后，回到中国倡导西学，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西学日盛，国学渐衰，为此，王国维还以死殉道，但就是西化如此之剧烈，甚至在汉字拉丁化的声音出现后，中文写作，一直是这些作家的选择，或许，一个英国人的话能为我们解答这样一个疑问：“在这些外国辖地里边或旁边居住的中国人事实上应算作是殖民人口，他们是那个带这欧洲殖民体系所有排场的政权治下的“土著”，这个体系包含了歧视、排外，外国主子所持的种族主义态度和大量作为臣民的中国人对“通商口岸状态”的低声下气的接受。在这种接受的表层之下满含着羞辱和愤怒。而燃起的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之火的不是其他，正是长久以来深埋着的沙文主义式的中国人的骄傲，这次革命在二十年代掀动了整个国族。” [ 艾萨克。]

     上海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最终的毁败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就有大批难民涌入香港，解放战争亦是如此，两次就给香港带来了百万人口，这些文化和业界精英开始在香港继续他们的事业，因而香港因为有了“上海”的滋润而逐渐崛起，上海在共产党接收后直到改革开放才重新焕发活力，香港也直到70年代由于总督的作为而开始迈上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上海依然是这个殖民城市的回忆，香港电影中也一直有这样的回忆，《花样年华》，《阮玲玉》，甚至是《胭脂扣》，老上海的风情是挥之不去的记忆，近年在港地诞生的国际品牌“上海滩”，依然在展现五光十色的老上海，而新生的上海，一直在寻找原属于自己的那份都市文化精粹，我说是殖民与现代的杂和体，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依然那么有生命力，甚至作为了标榜。

   最近读书看两本，一本是歌德的〈论文学艺术〉，一本是李欧梵的自选集，先前我说过是好书啊，不过，而今两册都半本读完了，可以说长征到了一半，却出现了逃跑主义的倾向，我发现，一直以来就开始注意到了，每每书的开头都是吸引人的，但到了中间就开始不行了，尤其是文集，最为严重，编者把好文章放在开头，中间就以次充好，凑满字数和页数，排场也大，可以卖个好价钱。

    歌德在他的这本文集里谈论艺术，开头我是很爱看的，因为对于艺术的理解，我还是有点混乱，靠这些大家来梳理，结果当然是很激动的，但看到他开始评论一些诗人和绘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家伙确实很唠叨，而且非常的不理性，对于一个问题的阐释，常常是东扯西扯，都是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甚至是大段大段的诋毁和牢骚，与题目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许这就是西方作家评论的风格，不过，确实从这些文章里看不到多少实际的东西，到给那些喜欢研究歌德本人的人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李欧梵，这位著名的华人学者，很牛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华人圈实在是少啊，有一个当然兴奋，就找来看，先前知道他研究现代性，一位同学说李开始研究现代性就走下坡路了，我当时不以为然，要看过才知道，在〈书城〉拜读过他对于华语电影现代性的问题，当时我对电影痴迷，就很认同，不过今天读了他的自选集，我对同学的话到认同起来，李说自己是个文学史家，对于文学史，那是研究的很好的，对于文学界的提出，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运动梳理了一遍，谈的很好，对于象我这样的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谈郁达夫和徐志摩，也很有见地，我看得起劲，待到开始论及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和现代性时，文章明显就不如谈论文学史来得那么的畅快了，总有疙瘩，一看，是一些话只说的一半就不说了，想继续了解但又说其他的事了，看来，李欧梵自己没有好好的把电影的资料看全看深，他自己也说是浅浅的，呵呵，这篇就权当游戏了。不过读者还是可以通过看去了解一个大致的电影史和一些导演的风格。李开头就说，我是文学史家，不是电影理论家。意思大致就是这样的。

     李教授不同的一点是，喜欢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来观照文学，他将现代与后现代背景引入，还有电影当中的文学性，以及最近有关文学的视觉性思考，都是结构主义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现在西方流行的研究方法，学科的界限开始模糊，李教授，或许是华人世界中第一个以这种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不过学科的训练需要时日，短时资料的速食，也难以精到，这或许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吧。

   昨天讲了一部分，今天再把这剩下的说完。

   学者对于非洲人看电影做了研究，发现他们基本看不懂影片所要说的什么，听觉文化状态下对完全的视觉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他们和电影是脱离的，但接受了视觉训练的人，看电影是被接受的，所以我们能很快沉近去，非洲人看电影画面是象电视机扫描一样的，他们在扫描没一幅画面，但他们是来不及完成这样的工作就跳到下一幅了，而接受了视觉训练的人，一般只注意画面的前景，也就是最清楚的部分，不太关注画面局部细节。

    对于电视，却出现了相反的状况，非洲人对电视是多么的一见钟情，这显然比电影更加喜欢，因为面对电影，你就是摄象机，而非文字的民族是没有能力把眼睛当作摄影机来使用的，但是面对电视时，你就是荧屏，而且电视在触觉的轮廓线上是两维平面和三维雕塑，它不是叙事的媒介，与其说它是视觉，不如说它是听觉--触觉的，它有很强的移情作用，电视有着强烈的触觉性，就是说草图艺术和雕塑艺术一样，都是强烈的触觉艺术。

    这样说来，电影是评论家和观察家，是个理性批判者，电视是一种视听感觉，是愉悦眼睛和耳朵的，我觉得，是否是电影的大屏幕和电视的小屏幕所造成的一种被动和主动呢？这同样需要实验，需要让人看大屏幕和小屏幕所带来的心理反映。

   麦克卢汉是权威的传播学者，有人诋毁他，多半是因为读不懂他的书，他的书确实比较难懂，但一旦明白，就发觉确实见解深刻。

   最近啃的书就是这本《麦克卢汉精粹》，只读完前半本，因为后半本与我所感兴趣和关注问题多少无益，且书一般在前半部分就将这个人的主要思想论述一番了，后面主要是些辅助性的资料，故而搁浅。

    读他的书最让我好奇的是有关听觉文化和视觉文化的论述，实在是有意思，他竟然可以将东西方的文化用这样的方式加以区分，西方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这种文字最大的特征就是使得语义与字符分离，他再进一步说到使得眼睛和耳朵分离，字母本身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纯粹的符号而已，因此，西方文化的特质是“理性”，是机械的、分割肢解的、线性的、分析的、偏重文字的、视觉的、左脑的、抽象的文化，是非部落人。东方，或者说非洲，是依靠耳朵的口头文化中心，我们的汉字是会意字，具有意思，语义与字符不能分离，而且，阅读这样的文字时，会调动我们身体所有的感官，因而我们的文化更富一种敏锐的感知力，是一种整和思维，为什么说我们是口头文化呢，因为我们并没有使眼睛和耳朵象西方那样分离出来，我们很重视耳朵的作用，我们的汉字“聪”，就是说，耳朵常听的人才是聪明的人，而且我们国家经常进行口头的宣传教育，书面的教育是退居在口头之后的，先要讲，然后再看，西方不是的，更多靠看，书上有的，不会再讲，除非不明白，我们是要用口头再讲书上的东西才行，一直重视口头文化的国度，人们就似乎是聚集在一起的，因而是一个部落人，西方是非部落人，他们强调个人，我们则强调群体。

    其实口头文化，或者说听觉文化，多少是带有一些原始的味道，为什么说，因为在麦克卢汉所做的非洲文化的研究中，非洲人就是依靠耳朵的，因而最终有了这样的划分，虽然还待商榷的，但确实还是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无意于去评判非洲文化的低等，只是说非洲文化更多的保留了原始性。非洲部落人从一生下来就处于一种听觉的环境中，他的一切相关知识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完成的，这于欧洲的小孩不同，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视觉”环境中，比较冷静的，家长给孩子们买各种玩具、连环画，甚至动起来的连环画--动画，都是有意培养孩子的“视觉”，按照麦的说法，声音的世界对人而言是亲切的，视觉对人而言是冷漠的，因为耳朵的世界是一个热烈而高度审美的世界，眼睛的世界却是一个相当冷静而中性的世界。我们中国的家庭，相比于欧洲，确实也是更依靠口头的传播，基本是大人的训教，我们看这个“训”字，前边还有个言字边，可见这种口头文化的特征，部落人就有一种族群意识了，我们中国有着浓重的家族观念，这一点，虽然西方也有家族观念，但那种程度和中国比起来，还是很弱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冷，甚至都没有我们传统文化中赡养老人的传统，大家应该都知道，假如申请美国签证，说自己是去给自己的子女带小孩，也就是带孙子，人家是会认为你侵权的，我们觉得这是家庭的天伦之乐，但西方人不这么认为。

    麦克卢汉说，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雅，更富敏锐的感知力，而且他还说到，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和的人，整体思维的人，整体把握世界的人，要言之，电子时代的人是“信息采集人”，针对电子时代，他说，只偏重视觉的、机械的、专门化的谷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注重逻辑思维、线性思维的再也行不通了。我们或许从这样的论述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在这个电子信息化时代的重大意义，那些崇洋媚外的年轻人，鄙视东方的普世主义者，甚至是那些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者，都要面临威胁，他们对于这样的状况是深为不满的。

   最近在读北大出版的《解读叙事》，是一部解构主义的叙事著作，文本中对于亚力士多德关于《俄狄普斯王》的分析提出质疑，其实是后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古希腊哲学的挑战，呵呵，这里要说下古希腊哲学的一些情况，古希腊哲学强调绝对的理性，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位，这种理性是不允许出现一些主观色彩浓厚的言论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俄狄普斯时就强调这样一种结构故事的理论，一个完整的故事，开头是指该事与其他事没有必然的因承联系，但会自然引起其他事情发生。结尾恰恰相反，是指该事在必然律或在常规作用下，自然承接某事，但却无他事相继，中部则既接承前事又有后事相继，因此，结构完美的情节不能随意开始和结束，而因符合上述规则。

   然而现实的写作中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对于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不应该前继和承接的情节在生活面前没有了依据，他也苛求于故事的情节，认为一个悲剧，那时当然是这个了，最重要的就是合情合理，而要使人觉得如此，情节的作用是最大的，至于为什么如此，悲剧的作用就在于要通过虚构场面激起怜悯、恐惧等非理性情感，然后在发现后真相大白，万物回归理性之时让感情得到净化。

   然而事实并非如亚里士多德所愿，俄狄普斯是有自我的一种反抗意识在的，这种反抗的源头即是阿波罗的那个诅咒，剧中的对于天神为什么要诅咒，没有说明，对于天神的一种意识也无法捉摸，这些就是非理性的因素，但确实无法解释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说着抓凶手的人原来正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他而且言语“无意识”，既是意识到怀疑自己，自己所发布的诅咒针对谁，观众是很明白的，但就是眼看着向最终的自我弄瞎和放逐走去，一切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人的一种抗争，对于不可知命运的抗争，一种得以自我自由和澄清的勇气，人生来是痛苦和矛盾的，人一直挣扎在有限与无限之中，我们追逐的永恒来源于自我的一种意志，可以说是自欺欺人，但确实是人伟大的一面，因为这样的认为需要一种智慧，相当的伟大，肉体可以失去，但精神永存，人类一直在追逐永恒。

      关于永恒，我朋友说这是一种唯心的说法，不过，人类如果不相信永恒的话，人类社会恐怕会出现危机，永恒成为一种信念，使得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安安稳稳的走完他的路。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但我的精神，一种品格却不会因为我肉体的消失而消失，人类群体存在，它就存在，所以，有时，这又会是一种原始的”繁衍”的概念转化。

   苏珊-桑塔格的认为，悲剧的判断要看主人公是否有“自我意识”，如果有就不是了，俄狄普斯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她的认为，因为，无论怎样，俄狄普斯的命运最终是完全控制在天神的手里，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命运，相比之下，一直被认为是悲剧中之经典的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在她眼里就不是了，因为哈姆雷特有着自己的意识，他在接受父亲的召唤之后完全自己策划一切，装疯，寻找真相，最后没有屈服于命运，自己自杀了，剧中没有出现有如《俄狄普斯》的天神的命运话语，一下子把一个人的命给说死了，但哈姆雷特没有，所以看起来完全是自我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俄狄普斯开始也在为父亲找寻真凶，一直在理性的寻找，而且自己也是在避免预言的发生，这一切，我们也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自我行为，只不过套在了天神的圈套里而已，直到最后他知道了一切，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自挖双眼，自我放逐，与哈姆雷特自杀是异曲同工，只不过，死亡来得更彻底而已。对于天神的圈套，哈姆雷特没有并不代表没有，哈姆雷特那句名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是对于命运的考问，因为命运本身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就算俄狄普斯中的阿波罗天神，也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也说明了这一点。

    悲剧正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矛盾，既是人与命运抗争的矛盾，在反抗失败后的局面，这看来悲，但确是一种伟大的灵魂的闪耀，在天神看来，我们是没有了自我意识，我们是木偶，但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有着一种追逐自由和永恒的信念。

   福柯的名气太大，早在课堂上，老师就经常提及他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只有取得了知识，才能掌握权力，一般我们常说的话语权，就是这么来的，临放暑假时，我从图书馆借了本有关他的书《福柯—知识与权力》，著者是日本的樱井哲夫。

   以前就知道福柯的同性恋史，因此并不感冒，刚开始读就惊异于他的天赋异禀，他原本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父亲是个外科医生，不过二战的爆发使得这样的生活被迫结束，他们开始颠沛流离，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尤其是比尔福斯首相在奥地利被纳粹杀害的消息，对幼小的福柯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此后一直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而唯一能让他感到安全的，就是在勤奋学习的环境中，认为在知识的环境中得以保护的生活，“知识”是对事物的理解，是生存下去的手段。

   1940年，德军大面积展开闪电战，7月，法国沦陷，福柯开始进入斯坦尼斯拉斯中学学习，三年后进入普瓦蒂埃亨利四世的预备年级，准备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不过，两年后在德国投降后的考试，他落榜了，后来他转入巴黎公立亨利四世学校读预科，一年后考入巴黎高师。

  在小圈子盛行的巴黎高师，福柯的特立独行只能让他孤独，虽然老师们对于这样一位有着哲学天赋的学生十分喜爱，但福柯却开始寻找同性恋伙伴，并出入同性恋场所，一连几天不回校，在当时的法国，同性恋是被禁止的，或许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让他在巴黎高师的时候痛苦之极，几次自杀未遂，让学校头痛不已。

   他在第一次的巴黎高师的大学教员考试中落榜了，他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福柯一心想离开法国，但直到1955年才到了瑞典，之前曾在里尔大学当心理学助教，在瑞典期间，他开始写就了《癫狂的历史》，在一波三折后终于觅到知音出版，随即轰动学界，德里达还在研讨会上批判过，就这样，福柯进入了世界范围的哲学界。

  其实让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来评论这位近代大哲学家，实在有些自不量力，不过，对于日本人的间接描述，我有些不买帐，觉得要读些他的原著，比如，《词与物》。

  福柯被人冠以“后现代”大师的名讳，他的学说中，如“去中心”，不迷信权威，倡导多元格局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参与学生暴动的意义也在于传播这样的思想，1968年的巴黎“五月暴动”，是巴黎学生为求教育改革而进行的，学生们觉得他们在学校学得知识都是一些僵化、无用的知识，要求变革，但后来还是激进过了头，不过，福柯的认为，这是对知识体系的反抗，因为这种知识体系禁止探求另一些知识。

   福柯的名言“人类已死”，与尼采的“上帝已死”，似乎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不过，我还没读尼采，主要是惧怕他的超人哲学，也对于他绚烂的语言没有抵抗力，还是先看福柯好了。福柯所说的应该是“人类的终结”，意味着“近代性主体的终结”，正如《词与物》中所宣称的那样，作为近代性主体的人类，说起来，只不过是有近代的学问体系所塑造出来的东西。这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我们现在强调物种保护，即源于这样的认识，人类并不是一切的主宰。

   前面提到的近代的学问体系，是指在16世纪以前，构成学问的基础是“类似”，即使是在绘画方面，基本上也是对空间的模仿，那时的绘画是追求“逼真”的，“类似”的学问体系有四种分类：

   适应   互相接近，寻找相互间适应的关系，说起来，整个世界就是由万事万物的普遍适应构成的。

   竞争   二种形态间的相互对决，他们之间互相反映，互为竞争。

   类比   从同一点出发，无限界定无数的近邻关系，并判断对方的情况。

   共感   与反感相对，在某种均衡运动中，产生对对方的态度。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的逻辑基本上是“归纳”，这是一种经验理性，基本上是由感觉而来的，身为理性主义者的福柯，当然对此要批判了。

   福柯被人认为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虽然他不承认，但对于结构主义，福柯还是对其做了两部分解释：

  1、从语言学的角度作为某种科学的基础而被认同的方法。那并不是对事物本身、行动及事物的起源进行探究的方法，而是极力搜寻构成这种行动与事物的要素的诸种关系的方法。

  2、希望非专业领域的理论家们，为我们的文化和科学的种种要素在何处是怎样结合的下一定义，也就是说，这应该称作是将结构主义一般化，还应不被限制在特定的专门领域里，且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息息相关。

   这样的结局是，我们不再奢望由哲学家告诉我们所谓恒久存在究竟为何物，但哲学家们却承担着告诉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这样棘手的、困难的义务。以此种尺度来谈，某种结构主义哲学家可以说是被看成终生致力于研究每一天到底属于哪一个时代的存在。

   他说，结构主义并不是认可更改现在已有的秩序，这是肯定现状的意识态度。